亚华:

  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改革。“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促进土地适度流转,实现农地规模经营,为农村发展注入现代要素,这是顺应国情条件变化的重大制度创新。通过实施推进“三权分置”的农村改革,逐步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将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实保障。

  叶兴庆:

  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受到两个现实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农业现代化。从历史进程看,城镇化的推力更大一些,许多地方尚未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就已经空心化了。然而,人的流动需要各个方面的社会体系作支撑,当前户籍、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路障正在打开,但基础不够稳固,因此农村土地权益的调整,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还需要为农民留下退路。稳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允许农民进城落户不必退承包地,是正确而理性的选择。

  刘守英:

  在推进农地“三权分置”的实践中,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地方推进经营权流转、扩大规模经营、培育经营主体的热情很高,在扩大集体组织权力和搞活经营权上劲头很足,但有些地方对于承包农户的土地权利却重视不足,甚至存在削弱和侵犯。正确对待和处理好承包农户的土地权利,是实施农地“三权分置”的前提和关键,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使已经明确的改革主线跑偏,还会造成农民和乡村的不稳,影响经济社会转型进程。

  金峰:

  把“三权分置”改革理念落到实处,要合理把握土地集体所有和市场化的关系。发挥市场机制,放活经营权,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有利于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是承包权、经营权得以存在的源泉,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或者股权化,绝不是土地经营权的变相“买卖”。土地集体所有是“三权分置”的基础和底线,这一底线必须坚持,丝毫不能动摇。

  罗炎成:

  农地流转主要有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入股等5种方式。从目前全国农地流转方式来看,流转至专业合作社及企业比重上升,流转入农户比重下降。转包、转让、互换等自发进行的,分散的经营权流转模式流转效率不高,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不高,集约化程度不高。出租、入股等有组织的集中的经营权流转模式能为农户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转出经营权的农民能够获得务工机会,但需要在“三权分置”的政策引导下规范农地流转市场,提升农地流转效益,确保农地承包和经营权益。

  管清友:

  未来一年是经济金融出清的窗口期,这次金融去杠杆的政策决心更加坚定,流动性紧平衡的总基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估计紧缩周期至少持续到明年二季度。至于何时紧平衡的政策基调会出现调整,主要看经济是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以及信用风险事件的集中爆发。随着银行摸底完成,银监会将会大概率出台业务细则。无论主动或被动,商业银行的信用缩表都是确定性事件。

  姜超:

  2016年的社会融资总量比2015年增加了2.4万亿,其中前7个月同比多增6千亿,后5个月同比多增1.8万亿。而今年前5个月的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多增1.5万亿,其中本外币贷款同比多增1万亿,其余债券非标融资全面萎缩,后者源于金融去杠杆、金融市场利率大幅上升。而下半年随着利率上升从金融市场向实体领域的传导,贷款利率趋升、信贷增长趋降,加上去年同期的基数效应大幅上升,这也就意味着今年下半年的社会融资总量也面临同比显著下降的风险。

  冯俏彬:

  财政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现在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叫分税制。分税制有“三驾马车”: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其中核心是事权。划分事权就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清楚地划分各自的权责范围。进一步讲,“地方”也是总体概念,理论上还要理清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之间权责配置关系。在事权搞清楚的基础上,才能知道哪一级政府该给它多少钱,怎么给钱,这就是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制度要解决的问题。

  高宏:

  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变化较大,不同时期驱动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并不相同,影响价格传导的因素也较为复杂,由此导致CPI与PPI的传导机制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例如,在经济上行阶段,商品市场供不应求,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可能通过生产链迅速向下游传递。在经济下行阶段,由成本上升引起的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则可能传递缓慢。此外,货币政策的调整、国际油价波动、宏观政策调控等都可能对价格传导形成非对称非线性影响。

  孙国峰:

  中国的消费金融发展方兴未艾,未来需要加强对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实现大数据风控与消费金融的融合发展。金融行业是一个数据密集型行业,无论是传统的线下业务还是新型的线上业务,竞争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数据。现在的消费金融服务商都累积了大量的线上、线下数据,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人征信数据的不足,用好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它们更好地了解客户、挖掘客户需求、实现精准营销和信用风险管理。

  郑秉文:

  人口老龄化是目前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现在世界各国赡养率都提高了。在建国初期,中国是六个人养一个老人,现在是三个人养一个老人,到2050年估计是两个人养一个老人。目前全世界的改革趋势是一致的,即如何把人口老龄化指数化与养老金制度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各国改革实践各不相同,例如瑞典改革名义账户制,德国改革积分制等。改革过程中,应该增加层次,不要全部依赖于国家养老金制度上,尽量多层次的建立多种制度,使得养老负担可以分散开来。